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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的返乡体折射知识分子阶层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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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媒体像老百姓置备年货一样布局各种“返乡”的稿子,于是返乡文章与其说是乡情的表达,不如说是一场文化产品的供给侧实践。

 

 

曾几何时,“三农专家”解读中央政策、讨论农村改革方向的大日子还是每个公历年初“一号文件”公布的时候。因为“返乡体”,如今的春节也被戏谑为一个知识分子举报老家的节日。一些媒体像老百姓置备年货一样布局各种“返乡”的稿子,于是返乡文章与其说是乡情的表达,不如说是一场文化产品的供给侧实践。本文今天一反大家把乡村作为社会病理学对象的套路,从返乡者的角色处境反思“返乡体”的生成逻辑。

 

“返乡体”通常表现为以下特点:作者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如“博士生”、“北大才子”或记者等;内容上,以春节返乡期间记录罗列村庄存在的问题为主,话题涵盖教育、秩序、伦理、养老、人气等方面;立场上多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积极提出的缺乏新意的问题解决办法,但并不安分于客观描述;文章多在网络媒体上发表和传播,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些文章组合在一起最终形成的叠加效果是,确立并强化了“作为精英的作者——代表落后的家乡人”的二元结构关系。

 

这类文章通常有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是把在乡村发现的问题“乡村化”,不管这些问题历史上是不是常态、城市里是不是更甚,统统锁定为乡村问题;其次是缺乏历史感,观察到的问题并非都是新生问题,有价值的现象没进入返乡者的视野,有时代感的现象不能还原到当下历史中去解释;第三个问题是长期忽略家乡人的主位声音,作者习惯自己下判断却不愿意听听本地人怎么看。

 

通常而言,教育问题首当其冲。返乡者抱怨的老家人越来越看重权力和地位,轻视知识和教育,主张引导农村人对教育问题的重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到,对权力和地位的观念重视城市并不亚于农村,如今也不比以往更甚。古往今来,农村向来重视教育,尊重知识。

 

即便承认人们对教育作用的评价变低,对教育回报的预期降低,这个变化城市和农村也是同步的,因为社会确实在变化,原因之一就是社会阶层固化,人们希望通过后天的努力提升社会地位的难度大大增加。大学毕业未必能找到好工作,考上公务员未必有好的升迁机会,各行各业都越来越依赖于人脉。

 

返乡者们在感慨知识不受尊重的同时,还指责有些乡亲们致富途径不正。即便部分老乡致富手段不正当,责任在老乡吗?众所周知,城乡权力关系不平等,企业地位不平等,法律不合理不健全,都是困扰百姓发展的现实问题。知识分子返乡本应为致富老乡代言,或倾听老乡们的致富秘诀、创业艰辛以及制度困境。如今呈现的却是冷冰冰的极度“理性”。

 

返乡者还愿意谈论村庄的凋敝和村庄失序,如因外出务工引发的留守问题。谈到农民工,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兴起的现象,而村庄的“空心化”和“社会失序”自然伴随其后。但事实上,“空心村”现象的发生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早。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云南大理源县凤羽乡“铁甲场”村立了一块乡约碑,就源于留守妇女问题。当时铁甲场村的男人们常年外出打工,留在家中的妇女则“屡行不义”,有的擅自砍伐种在河边用来防御水灾的柳茨,有的将没有成材的树木连根拔取,有的翻墙偷盗邻居的家禽和蔬菜。村姑们犯错被发现后, 不但不认错还以寻死闹场。于是1835 年趁多数男子归家之机, 村里召集了一次大会, 最终议定了八条乡规治理留守妇女的问题,并立碑颁行。此案例告诉我们让“返乡体”作者们惊诧的问题古已有之,传统的农村遇到问题能开会立约,颇有治理能力。而且古人看上去也很具备“现代性”——重视环保,乡约规定偷盗罚银二、三两,“不环保”的伐柳行为则要罚银五两。

 

返乡者们写到的故事有的也具有时代感,但多数仅仅是简单的批判。农村青年通过智能手机用社交软件交往,农村彩礼高等案例笔者几年前也发现了,从前省吃俭用的长辈们开始舍得给孩子钱买电脑买手机,甚至借钱买车,希望孩子能装富自己骗媳妇回来。我认为转变源于男性青年婚配环境的恶略,直接原因则是男女青年性别比例失衡,悬殊的性别比导致家庭条件处于劣势的适婚男青年无力娶妻。性别失衡的根源则在于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以及B超技术的普及。多数家庭尽量确保怀生男孩,女性胎儿常被无情流产。

 

另外,彩礼高现象也是古已有之,目前彩礼虽高,但相比奇高房价和落户城里慢慢成为婚姻的主流配置,以及历史上家庭年收入和彩礼的比值,当前的彩礼也未必高出很多。但这些彩礼却足以反让很多外出就读的大龄适婚青年因为囊中羞涩而倍感压力。

 

二三十年前的大学生们是“天之骄子”,毕业后就能进入单位成为“干部”(公务员),或者成为企业界的精英。这类大学毕业生衣锦还乡受到家乡精英的重视,并不是因为乡亲们重视知识,而是返乡知识分子所携带的其他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如果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也能受到相亲们的礼遇,恐怕也不是对知识的尊重,而是对在读大学生未来社会地位的良好预期。如今的返乡知识分子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他们除了是家乡村庄的前成员,城里的文化从业者,还可能是“屌丝”、“蚁族”,大多数办过“城市不欢迎你”的暂住证。他们的常住城市何尝不是问题多多。城市里的许多空间不是任由多读了几年书的屌丝随便出入的,城市里的精英没有兴趣陪这些人促膝长谈,返乡知识分子却没有批评城市和城市人的素材和底气。

 

长期以来,某些关注公民社会的学者积极构建出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中产阶级”,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本应成为这个群体的成员。然而中产阶级被高房价洗劫和捆绑的生计状况,不断在证伪这一假设的错误。媒体并不是个高收入的行业,却聚集着很多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媒体行业差不多,以思想文化为业的精英们很多过着中下层贫民的生活。他们回到破败老家面对致富老乡的时候,自信心首先遭遇塌方。

 

返乡精英也不能接受回到家乡也缺乏存在感的社会现实,他们急需为自己的返乡找寻意义。返乡者没有资本和底气批判城市,却热衷给乡村问诊把脉;面对乡村精英他们唯有强化文化价值,给致富群体扣上不正当不合理的帽子;他们没有能力帮助亲朋故友摆平被邻里和强权欺凌的局面,于是把类似上访信的内容移植到手记曝光,作为临时性的类“信访平台”出气。“返乡体”成为了回乡屌丝们最好的自尊维持方式。总之,乡亲们没有变,变的是知识分子下行的阶层地位和失衡的矛盾心态。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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